谁救得了语文教育

不怕别人说我矫情。面对目前语文教育的困境与危机,面对目前语文教育的种种遭遇,我非常痛苦。


张克中先生《考试救不了语文》(载《文汇报》315“笔会”)一文,引发了我写作此文的冲动。


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我觉得张克中先生的文章是胡晓明先生的文章——《出于什么理由要考语文》(载《文汇报》28“笔会”)的重要补充。先生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高度看待语文考试的意义,先生赞成胡先生的这一观点,但先生也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目前这样的语文考试救不了语文教育。


读了先生的文章,我内心充满感激。在无数学人对语文声讨或者绝望中,先生的文章让我这样一位语文教育探索者感觉到了合情合理因而合心的温暖。


读了先生的文章,我更在感激中产生了冲动。“什么时候我们的考试才能变得更好呢?……这也是我们真正需要下工夫研究的最现实的课题!”先生这样的问与答,正是成千上万的语文教师的问与答!先生说“解决与渡过危机的密钥,仍然在语文工作者手中”。先生问:“这里的‘语文工作者’是谁?语文工作管理者?语文工作者中的精英?还是普通语文工作者?”我以为问得太好了!


顺着先生的思路,我想进一步追问:到底谁救得了语文教育?


也许,我们可以试着作这样的思考——


一、是谁“败坏”了语文(教育)?


谈起语文,常听到或看到这样的言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母语是一个人的文化之根。”“母语是民族文化之根。”“语文教育作为母语教育,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


但事实却是,我们一直将其作为可利用的工具随意使用或弃置,而忽略了其“文化之根”的本原意义,使这个“存在的家园”荒芜了,荆棘丛生,败草遍地。


仅举一例。从1949叶圣陶先生为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草拟《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这一“标准”实际是作为此后一段时期全国语文教育“标准”使用的)始,至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止,近60年间,仅国家制定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就有十多个,平均五六年更换一次。先且不说这些“课程标准”是怎样随意地表述对语文教育的要求,仅说如此频繁地用一个“标准”替代另一个“标准”,就极不严肃。都说“百年树人”,都说“教育是百年大计”,但我们的“语文课程标准”却只是“各领风骚五六年”。多么荒唐!


究其原因,就是新中国的教育整体上被“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大方针所左右,而语文教育又首当其冲。因此,随着国家政治的变化,语文教育必然要跟随其变化着。“课程标准”必然就变化!据“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也必然要随之变化,依教材而行的课堂教学也必然随之变化!因此,60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一直是在不确定的游移中进行的!是在反复变化中展开的!


这种反复变化的后果是极严重的:新中国走过近60年来了,“什么是语文”、“语文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语文教育的目标在哪里”……也就一直没有一个根本性的阐释。因此,上至教育部,下至普通学校,没有谁能真正回答“什么是语文”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谁真正能回答语文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目标在哪里。这种目的不清晰、目标不确定的特征,正是语文被当作可利用的工具的显著表现。今天有“这样的需要”,于是今天就把语文当成“这样的”;明天有“那样的需要”,就将语文说成是“那样的”。从下面不同时期的“课程标准”的一些表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950年小学“暂行标准”:“使儿童通过普能话和语体文并联系各科学习,能获得初步的自然史地常识,并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国民公德。”


 1956年 “教学大纲”(草案):小学语文科“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儿童的强有力的工具”;初中语文科“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种重要的、有力的工具”;高中语文科“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


1963年中学“教学大纲”(草案):“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


1980年小学“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必须重视从小培养学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个指导思想,要体现在整个小学语文教学之中。”


1986年中学“教学大纲”:“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对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具有重要的意义。”


1992年义务教育初中“教学大纲”(试用):“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对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具有重要的意义。”


1996年高中“教学大纲”(供试验用):“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语文教学必须”“为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服务”。


2000年初中“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0年高中“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教学必须”“为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服务”。


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标准”(实验稿):“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2003年高中“标准”(实验稿):“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不难看出,60年来,我们的语文“课程标准”一直在不同的“草案”、“试验”、“实验”、“试用”、“试用修订”版本中变动着,从未真正“安定”过。那么,一代又一代学生,就这样被“试验”了!被“实验”了!被“修订”了!


概括地说,新中国60年来的语文教育被当作两个大的工具在使用:一是作为政治工具,大致对应19491980年的30年间;二是作为应试工具,1980年以后的30余年皆如是。后30年尽管“课程标准”没有指向应试,但因为“高考列车”越跑越快,语文已完全沦落为应试的工具。也有人把中国现行的“高考制度”看成是另一种强大的“政治制度”,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也就可以说,新中国60年来的语文教育就是政治的工具。


当然,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大概念下,一切都是政治。语文和语文教育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政治。但我认为,此政治非彼政治。此政治是指语文作为“民族文化之根”的意义,是指语文作为培育“效忠于”“皈依于”中华民族的现代公民的意义。这两种意义的深度融合,构成了语文和语文教育的政治意义,我将其视为“大政治意义”。


现在呢?语文是政治的,但体现的是“小政治意义”,即为暂时的政治需要服务,而非“大政治意义”。因此,语文及语文教育最核心的那个亘古不变的语文意义——“文化之根”,被丢弃了,其“家园”意义也就失去了。


在这样的语文教育环境中,最辛苦的就是最底层的、第一线的语文教师了!他们刚刚“学会”一个“理念”,还没有真正在教学中很好地落实,一个新的“理念”又“贯彻”下来了!经历多次这样的“折腾”,绝大多数语文教师当初对语文的热爱与痴情,都会被消磨殆尽!慢慢地,他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性、创造性的语文教育的“附庸”:无奈地“被赋予‘神圣的使命’”,无奈地一轮又一轮地“被培训”,无奈地“被执行‘先进的理念’”。现在绝大多数语文教师,是无奈地“被铸成了应试的工具”。他们的现实境遇是,“自己喜欢的那种语文”不能教,因为教了学生考不到分;“自己不喜欢的那种语文”要天天教,但学生涨了分,自己却丢了魂,语文更丢了魂。


至此,我们便不难回答“谁‘败坏’了语文(教育)”的问题。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无论什么时代,什么国家,语文教育必然要体现“国家意识”。但这不等于说,语文教育就一直要随着国家政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而恰好相反,语文教育,特别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语文教育,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立国之本。而“本”是不能随便变动的,变动就是“移植”了!所以说,不管这个国家怎样风云变幻,其基础语文教育应当是大体不变的。如果从政治的角度看,语文及语文教育体现一定是“大政治意义”,一定是巩固国家、民族“文化之根”的意义,建设国家、民族“存在的家园”的意义,而非其他。


二、解铃还须系铃人


很显然,如先生所言,“解决与渡过危机的密钥,仍然在语文工作者手中”,但也如先生的文章最后所言:普通语文工作者难堪重任。


确实,普通语文工作者,语文教育中最大的群体,第一线的语文教师,当然是无力承担的,因为他们只是国家教育指令的执行者,并且现在是十分被动的执行者。


要真正解救语文教育于危机之中,还须语文教育指令的制定者,或者说语文教育的“立法者”,那就是国家教育方略的制定者。需要他们制定出一个包括教育目标、教育目标的实施、教育目标实施的评价的全方位的教育方略。


关于教育目标。它不应当是五六年一变的“小政治”附属品,其最基本的目标应当恒定不变。或者说,作为一名中国人,他在接受义务教育与高中教育时,其语文教育的基本目标应当具有恒定性,而不应当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如最基础的“识字教育”,小学生识多少字,初中生识多少字,高中生识多少字,这完全可以有一个恒定目标。这个恒定目标体现国家意志,体现民族风范,体现传统精神,也体现现代色彩。


关于教育目标的实施。这里最重要的是教学内容的选择与教育方法的选择。选择哪些教育内容,是根据教育目标而定的。如果教育目标具有恒定性,那么教学内容也相应具有恒定性。如《诗经》,小学生读哪些,初中生读哪些,高中生读哪些,都应当有相当的稳定性,而不是这一个时期一定要读《硕鼠》,而另一个时期又只读《蒹葭》。教育方法的选择,既要尊重母语教育的共性特征,也要尊重不同教学内容的个性特征,还要尊重学生的文化心理特征。教育方略中应当强化这样的阐释与指导。再以“识字教育”为例,传统教材《三字经》《千字文》等的优点在哪里,哪些可以吸取,应当在教材编写时有所体现,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中有所指导;汉字的造字方法,有哪些是可以在识字阶段就融于识字教育中的;汉字体现的民族思维方式及背后深层的文化意义,有哪些是在识字教育中就可以显性呈现的,有哪些必须隐性渗入的。这些都应当解决。


关于教育目标实施的评价。现在语文教育陷入困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评价的不合理,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目前的高考(中考)评价模式不合理。高考(中考)对学生学习与教师教学的评价集中在一张试卷上,在目前不能改变这种评价方式的前提下,就应当使这张试卷能够较好地体现其评价意义——真正能反映教与学的实际情况,能检验教与学是否体现了国家教育目标,从而引导教与学真正回到原初的语文教育目标上来,使教与学都回到“文化之根”上来,回到“存在的家园”中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使教与学离教育目标越来越远!再拿“识字教育”来说,要通过教育评价使所有的学生都能达到“国家识字教育目标”的最低标准,并能奖励多识字的学生。但就是这样一件在语文考试中最容易做好的事,现在却做得并不好。


而要实现这样的语文教育目标,最终当然还是需要第一线的语文教师来完成的,但绝不是现在。我以为应当有这样一个“路线图”:合理的教育方略的制定→教材的编写→教师的培训→教育的评价。最终,“教育评价”成为促使教育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


依然拿“识字教育”说事。显然,从教材编写、到课堂教学、再到教育评价,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小学教育尽管在此花了很多精力,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否则高中毕业了读白字、写错别字的现象为什么一如既往地严重、甚至还有加重的趋势呢?


现在确实应当有一批人坐下来诚恳、踏实地研究这些问题:哪2500个汉字是21世纪的中国小学生应当掌握的常用字?哪1000个汉字是21世纪的中国初中学生应当掌握的次常用字?哪500个汉字是21世纪的中国高中生应当掌握的特殊汉字?这些汉字应当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给学生?用怎样的教法与怎样的考法能达到最佳效果?初中的识字教学在初中语文学习中有怎样的地位?高中还有没有识字任务?这些问题,教育主管部门都应当有非常明确的说法。否则就是会造成混乱。如现在有的地方的初中语文教学就已完全淡化了识字教学,有的地方的高考考查识字的,有的地方则不考查。这就是一种混乱。


现在全国有许多套识字课本,但没有一套真正可为多数人认可的课本。中华民族作为几千年形成的一个文化共同体,其最底层的文化基础就是汉字。我们应当有一套能非常典型地表现这种共同体文化基础的识字课本,它的第一特征应当体现21世纪中国人最本质的共性特征的文化基础。这可以成为21世纪的每一个中国人民族认同的第一块基石。


解铃还须系铃人。愿有那样一批“系铃人”勇敢在站出来,承担语文教育改革的重担,真心实意地研究语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制定切实可行的语文教改路线图,引领语文教育工作者真正地去建设“存在的家园”,使这个家园永远鲜花满园,硕果满枝;真正地呵护“民族文化之根”,使其更加粗壮,更加富有生命力。


三、可借鉴的语文现象


    语文教育怎样才能重新获得社会的信任?社会上各种“语文现象”也均值得思考与借鉴。


    “新语文”现象。钱理群、王尚文两位教授主编的《新语文读本》,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24册,自2001年出版以来已重印十多次。类似这样的图书还有。它们为什么能受到学生、家长、教师的青睐?


“新概念”现象。《萌芽》杂志主办的“新概念”作文竞赛,十多年来一直受到学生的追捧。为什么?


“黄玉峰”现象。被称为“语文教育的叛徒”的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老师,倡导并实践“大语文”观,所带的“人文实验班”一直是复旦附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中原委在哪里?


“背唐诗”现象。无论在哪里,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父母教孩子背唐诗的现象。这又说明了什么?再如“读《论语》”现象、“读《弟子规》”现象、“习传统礼仪”现象等,又说明什么?


各地还有许多值得关注的“语文现象”,这里只是从“阅读”、“写作”和“教改实验”、“家长关注”四个方面各举了一个例子而已。


应当说,前三种“语文现象”都是在“应试教育”大环境中开辟的某个小小的语文教育环境。这样小的教育环境,给了一些孩子更个性化的成长的空间。后一种“语文现象”则是从一个侧面显示着“民族文化之根”活力、魅力。


我以为,语文教育的“立法者”应当多研究这样的“语文现象”,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认识其存在的意义,寻找到可资借鉴的神髓,使用之,推广之,发扬之。


                                          2010.03.21


又及:


    这篇文章写了一年多,曾投了四份报刊,都如泥牛入海。今天正好要写点类似的文字,就先翻出来再看了看。看完后还是觉得有些说法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于是就想着在网上“展览”一下。或许,会有同好。


    刚拿到《美文》第八期,先读了黄集伟先生的“每月语文”,对“幻变感意识形态”一语心有戚戚焉。                           


      201185


再而三:


今年85日将上文传给了一位同学,也没有得到回应。今天又对去年321日写的文字做了一些修改。


                               2011.11.5

《谁救得了语文教育》有5个想法

  1. 考试,让语文的本质被扭曲,几十年来,语文教学在考试这个圈子里转来转去。

  2. 将语文与政治联系起来,有政治败坏了语文之嫌,自然石沉大海。
    身为一线教师的确担负不起这些。不过,一线教师却担负着双重的角色,败坏者和拯救者。一线教师到底想 被培训 成什么样子,是让我们继续去败坏,还是让我们去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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